。到那时，我们被千夫所指，众人唾弃，就是想做一介良民，也不可得。

    三老大人德高望重，请三老大人严厉申明法纪，维持队伍的秩序和稳定。”

    樊崇深以为然，赞赏道：

    “杨大人饱读诗书，曾在官场为官，见识果然比我们这些大老粗高明百倍！”

    于是，樊崇与部下逄安、谢禄、徐宣、杨音等首领协商，制定方略盟约，与自己的部下将士相与约定道：

    “杀人抵命，伤人养创！”

    樊崇希望，以此规章制度，去约束部属，笼络人心，增加队伍的约束力、凝聚力。

    6

    实际上，三老樊崇部下的流民军将士，起初大都是因为天灾人祸不断，灾荒连年发生，而朝廷不肯赈济，部众饥饿困穷不堪，才最终铤而走险，沦为了盗匪山贼，依靠四处抢掠，苟延残喘，去维持一家老小的生计。

    三老樊崇率领的饥民队伍，同荆州、南阳的绿林饥民队伍十分类似，将士们不过是为生活所迫，希望苟延性命，才铤而走险的。

    北方的樊崇、南方的王匡王凤兄弟的流民队伍中的部众，大多是饥民、灾民，身处社会的最底层，大多胸无大志，只求温饱，只是希望暂时躲过灾难，然后回家务农养家，并没有攻城略地，建立政权，与官府作对之心。

    所以，将士们几乎都是全家男女老少，整个家族一道，加入饥民的队伍，希望能够借此，度过灾难，保全自己以及家族老小的性命，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野心。

    饥民们一心盼望的，就是年成能够稍稍有些好转，水旱灾害能够稍稍减轻一些以后，然后好回到自己的家乡，去继续种地务农，以保全自己以及家族成员的性命。

    所以，北方的樊崇、南方的王匡王凤兄弟的流民队伍，同南阳郡枣阳县白水乡的破落贵族舂陵侯家族子弟刘縯、刘秀兄弟组织的豪强队伍，一开始就具有恢复刘氏皇族权利的目的，是截然不同的。

    新王朝君臣，地方官吏，都十分清楚民变蜂起的原因，但不愿意、不能够触及深层原因，无法改变既定的国策，致使各地民变蜂起的局面，更加严峻。

    7

    以王莽为首的大新王朝君臣，高高在上，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地醉心于复古改制之中，不恤民情，冷酷无情地对待各地的饥民反叛。

    大新王朝君臣不想了解，也不愿意了解，北方樊崇，南方王匡王凤兄弟统领的饥民们，之所以群起抗暴的真正原因，大多是生活所迫的一种自救措施。

    大新王朝君臣的看法一致，正如大司徒王寻对王莽声称的那样道：

    “陛下：

    臣以为，小民百姓之所以敢于犯上作乱，是老百姓生有反骨，天生下贱，甘于堕落，目无法纪，盗贼匪性不改所致。必须强力惩处，申明朝廷的法纪才是。”

    以王莽为首的大新王朝君臣，对大司徒王寻的看法深以为然。

    大新王朝君臣，不仅对灾民们的凄惨处境，置若罔闻，熟视无睹，不知道体谅、同情百姓们的灾难与痛苦，去安排赈济，安抚照顾饥民们，稳定民心。

    而且，大新王朝君臣，把灾民们看做是洪水猛兽，是朝廷的心腹大患，一心要强力镇压，置反叛的饥民队伍于死地。

    有了这样的想法以后，大新王朝大臣遂一力主张，派遣官军主力，前去剿灭饥民的队伍，试图以官军武力，一举平定民变的蜂起，挽救朝廷的颓势。

    王莽十分赞赏大臣们的主张，遂一意孤行，枉顾人心民意，决心运用武力去镇压南方北方的饥民队伍。

    新王朝的战略既定，新王朝磨刀霍霍，开始四处征兵，准备讨伐各地饥民。

    8

    其时，新王朝国库、府库空虚，进攻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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