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的大唐东都洛阳，显然不同于以往。自高祖李渊定都长安之后，洛阳虽为陪都，但因其地利之便以及盛名久负，使其地位一直在北都太原之上。而武周时更取代长安成为其都城，是以其规制及宫室均按国都而定。同样，有唐一代，洛阳置百官及宗庙，以便皇帝及宗室时常至此巡幸。而当今太上皇，前时的玄宗皇帝李隆基便曾数度到此巡游。为此当时的宰相张九龄还曾直言相劝，结果在李林甫的挑拨之下，玄宗为此心中十分不悦，这也为张九龄后来罢相埋下了伏笔，当然这却是往事了。

    但洛阳城规模之大，却是当时仅次于长安的第二大城市，而若论文物风流倒也不在后者之下。只是，此时的洛阳留后裴仁庆却一点也没有平素的风流儒雅，相反却是一副焦急惊惶的样子，即便这般模样只是出现在府衙内院。

    这位大唐朝的东都留后c尚书左仆射，此刻正因叛军的兵临城下而六神无主。凭心而论，这裴仁庆固是出自名门显贵，平日里生活也多是奢豪铺张，但秉政洛阳这三年来，总也算是风调雨顺，民丰物饶。以往，因为洛阳总是大唐陪都，其中不乏众多王公贵族或其子弟，这伙人碰在一处自然难免生出嫌隙，闹事之后，不但难以平息，最遭难的往往还是洛阳百姓。但这位裴大人似乎尤擅左右逢源之术，不仅将各方打点妥当，还能做到丝毫不去扰民，这便是其难能可贵之处了。

    然而，随着安禄山反叛，一路引兵向西，势如破竹之下，又因接到朝廷明令，洛阳城在短短一月之内撤出百姓壮丁数十万人，至于闻风而逃的行商走卒更是不计其数。偌大一座名城陡然之间竟成了空城一般，却是令那些仍旧迷恋不去的才子们扼腕而叹。不过，也仅仅如此罢了，很快随着叛军兵锋临近，便是那些素来高歌义士，最为慷慨的书生俊杰们也大都脚底抹油了。仍在洛阳的除了穷困至极缺了盘缠，便是那些家底殷实，不及撤走，又心存侥幸之人了。当然，在那些人中也不乏对唐廷不满，意图建下拥立之功的人，只是尚在少数罢了。

    面对这般情景，平素文才风流，长袖善舞的裴仁庆可是一筹莫展了。他可不是想要为国尽忠，或是替留在洛阳的百姓着想才留下的，内中原因便只是因为朝廷的一纸诏书而已。在撤走洛阳含嘉仓数十万石粮食以及超过此数的百姓之后，朝廷令他“须竭心尽力，守备洛阳，非到诏书另下之日，不得擅离职守。”同时，还给了他一个羽林亲军大将军的武职，当真令只会舞文弄墨的他啼笑皆非。

    但那时叛军距离洛阳尚远，还不觉得如何。待到此时敌人十万大军云集距此不过百余里的焦县时，情势可就真真危急起来了。裴仁庆虽将自家家眷早就送去长安堂兄家，但他可不想就这般死去，毕竟自己方才不过四十有六岁，虽然见惯了官场勾心斗角的他早就无心于仕途，但拿着厚禄吃喝玩乐的日子也是逍遥的紧。更何况，身边还有死活不肯离他而去的宠妾，这一切又怎令他愿与这洛阳城共存亡呢？

    坦白说，对于或守或降这两条路，他都曾考虑过。但若是一心守卫此城，先不提那帮老爷兵疲懒不可靠，就是以洛阳如此巨城，区区一万五千余人如何能起得了作用，用来单单防卫一座城门还差不多。而若是投降的话，心思灵便的他一想到那安庆忠一门被杨国忠在长安屠戮殆尽，心中便不自禁地发起慌来，要知道，他的外祖母可是地地道道的大唐清远郡主，若非祖上与韦后之乱牵扯在一处，他此时怕是该当叫李仁庆才对。因此怎么说，他也算是个皇亲国戚，若教安禄山这等蛮人知道了，天晓得会将自己如何处置，以慰他儿子在天之灵。这决非危言耸听，因为在裴仁庆看来，眼望着长安几万皇族伸不上手的安禄山实在很有这种可能。当然，或许连他自己也不清楚，纵然无心政治，但骨子里的那般朝廷贵戚的骄傲实在很难令他向一个反贼称臣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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