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佑坐在马车里，脑中却满是挥之不去的疑虑和思索。玄宗的家宴并无特别之处，至多不过是当众亲口颁下了一道圣旨，擢李佑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又升散阶为从二品镇军大将军，准允与右相李林甫，左相杨国忠以及太子李屿一同商议国政。

    这本当说是好消息，以他如此年纪便位居一部尚书，又得宰执之权，因此理应兴高采烈才对。只是李佑既早已得知此事，便心有准备，他想的却是由此而来对朝廷政治产生的影响。按玄宗如此授意，则今后朝堂之中，将由原先的李林甫一家独大和杨国忠不断获宠得势而转变为四足鼎立。即由李林甫，杨国忠，李屿和自己一同执掌朝廷大权。但这不过是表面而已，若深究其中，则当有另一番意味。首先，李林甫年迈多病，早已不复昔日之势，而且近来玄宗对其颇有排斥之心，是以此人经此一变，必定再受打击，离败亡已经不远。

    李佑并不知道正史上李林甫卒于何年，只约略记得应当是在天宝十年之后的事情，因为震动天下的安史之乱正是在其死后不久爆发的，而那时是天宝十四年，这一点于李佑而言却是千真万确的。而眼下已经是天宝六年年末，算来距离十年也就三年左右光景，难怪他听赵福全说近来朝中事无大已经改由杨国忠主要责理，李林甫虽然威望犹在，但早已不比从前了。

    他也不知那李林甫听闻皇帝居然委命自己以兵部尚书的身份，协理政事后，会否火上浇油，愈加恼怒，最终提早伸直了那两条腿。其实，就他个人而言，对此人倒也说不上如何厌恶。比起历史上众多奸臣人，至少此人没有像后世那般对着异族卑躬屈膝，低声求和，反而将一众胡将玩弄于股掌之中。

    而且，安史之乱也并非全然是他造成。客观来说，李林甫固然是因为妒贤嫉能而刻意启用蕃将镇守边关，以绝其入相之途。但安禄山之所以会反，除了制度给予他便利之外，还是因为杨国忠的步步相迫，咄咄逼人。也可说，此人之反不过在于玄宗继李林甫之后没有选对宰相罢了，否则为何这李右相在生之时，安禄山不仅不反，还怕得要命呢？

    因此对这执掌相权长达十九年的李相国，李佑心下除了顾忌之外，却也心生佩服。而对于此人的对头—杨国忠，他虽然并非视，但的确十分鄙薄其为人为政。这人既无资历，所有履历左右不过是在蜀中官场混迹数年而已，虽然做的倒也略有成，但基层官吏比之中央大员相差又何止十万八千里，杨国忠仅凭着算帐的本事和杨贵妃的关系便被玄宗糊里糊涂地委以相权重任，还审兼四十余职，竟也不顾他是否当真能够统领群臣。

    而更要命的是这杨国忠还不甘寂寞，一至高位便有些忘乎所以，自命不凡。他被李林甫压制已久，眼看对方年老体弱，不能视事，便开始夺得大权，独揽朝政。之后头一个目标便是一向看不过眼的安禄山。偏巧对方也是受够李林甫威势的人，眼见李右相病入膏肓，离吉时不远，欢天喜地之余却发现又凭空钻出一个不学无术的杨国忠来。本来这人堵住自己入相之路已经甚是嫌恶，却居然还要诬陷他安禄山有谋反之心。于是，这二人互相看不顺眼，又都手握重权，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的惨剧。

    只是如今形势虽然因为李佑入主朝廷中央而略有改变，却也并非好转。李林甫既已衰败，而太子李屿更是从来奉行寡言少语之准则，宁可不说，也不愿轻易授人话柄。毕竟无论是李林甫还是杨国忠，都时刻眼盯着他，而这两人身后便是看似不再理事的唐玄宗。

    至于李佑自己虽然战功赫赫，威望也与日俱增，但毕竟刚入朝廷中央，无论人面还是官场经历都不算丰富，这情势便好比一只没有磨好牙齿的猛虎，徒具勇力而已。所以这般一想，如今朝堂之上，势力最大者仍是那杨国忠。而李佑自玄宗诏命一下，便觉得此事颇有夺己兵权的意思。这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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