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力栓轿车子，也有能力养轿车了，作作实实挣了几年的俏钱儿，前后又置了二十亩地，加上分家分的那八十亩地，就变成一百亩地了。

    家有一百亩地，不嫖不赌，不耍钱，不抽大烟，也能过上很富足和舒心的日子，可就在这个时候，皇上没了，当家的变成了民国政府，民国政府总是捋不顺家里的事儿，天下大乱，今天来了张大帅，明天来了阎老西，后天又来了国民军，今天你跟我打，明天我跟你打，后天，不知道谁跟谁又干起来

    了，打仗兵败如山倒，活的自己还顾不了自己，谁还顾得上那死的呢？战场没人打扫，枪支流落民间，这些捡到了枪的百姓长期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他们也想尝尝有钱人的滋味，杀人越货、绑票、砸明火，有了钱，该吃的吃了，该喝的喝了，该玩的玩了。

    这些拢乱了正常社会秩序的现象，本来政府应该去约束，可此时的政府今儿个姓张，明儿个姓李，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究竟跟这儿能呆上几天，谁还顾得上管那些鸡鸣狗盗的事情呢？干违法的事情没人去管，谁还愿意受苦受累去挣钱，自然铤而走险当土匪的越来越多。

    五爷就生活了在这么一个年代。家有一顷地，在延庆这个地方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土财主，如在太平年代，生活会过的很富足，可是在这个年代，除了缴来自各方面的摊派，今这个“大帮”来了绑票，明儿那个“老抢”来砸明伙，给这个大王刚凑够二百大洋把人赎了回来，明天又让那个大王给绑跑了。如你交不出大王们所需要的洋钱，就要割鼻子、削耳朵、剜眼睛，谁禁得住这么折腾啊！五爷禁不住这样的折腾于民国十二年死去了。

    五爷有一个儿子，他继承了他爹一百亩地的家产，也继承了这一百亩地带来的罪孽和忧患，他挨过了一劫又一劫，一次一次在土匪手里死里逃生，可是在一九三七年的年底，如果不是他的耳朵伶俐，腿脚快，他早就死于非命了。

    一九三七年，七七庐沟桥事变，八月，日本打到了延庆，找各村的村长摊派粮饷，而那时，谁家有钱，就让谁家当村长，五爷的儿子家地多，村里就让五爷的儿子当了村长，村长负责催粮催款。一次次催粮催款使百姓无法承受，百姓拿不出，村长家地多，让村长拿。一日清晨，只听得汪汪的狗叫，他预感大事不好，跳墙头跑了。

    他跑了，来的日本找副村长，副村长也拿不出钱粮，让日本兵一枪给挑死了。

    家里再也无法可住，可搬到哪里去住呢？

    五爷的儿子在康庄“拉脚”经常遇到那上下火车的生意人，他们说：“南口这几年，跟以前可大不一样了！”

    自从詹天佑修了京张铁路，在南口设了火车站，还建立了生产火车配件的工厂；维修火车头的机务段、货场，南口人口急剧增加，人口的增加刺激了商业的发达，有许多两个肩膀扛着一张嘴的外地人在这个地方都混出了饭吃。五爷的独生子决定搬到南口去住。别瞧五爷是一个儿子，可他的儿子却有有四个儿子，老大是前妻所生，厚诚老实，已经成家，他让他在家打理那一百亩地，把剩下的那三个未成年的小儿子偷偷的接了出来，来到了南口，经人介绍住在马家大院，马家大院是南口西，十三里，兴隆口村姓马的产业，这位姓马的手里有几个闲钱，看到“南口”外来的人口增多，花了“无几”两钱在南口买了一块地，盖了有二十几间房，一间间租了出去。

    我记得一九五二年，我第一次住姥姥家，从姥姥家临河回来时，是五爷儿子的大儿子送的我们，他到南口，一是为送我们娘儿俩，二是为看望早年携带着他的三个弟弟跑出来的爹。他的爹，五爷的的儿子，是我姥爷的叔伯哥们。按叔伯哥们大排行我叫他九姥爷。

    九姥爷的四儿子我叫四舅，他可能刚刚结婚，还没有孩子，他（她）们住着马家大院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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