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3年6月、回想起明溪的那一刻开始，与陈玉龙有关的疑惑、连同陈玉龙这个名字，就在x心中彻底扎了根。五年的艰难时光里，痛苦与愤恨拼命滋养，使得根系越发深厚。到了2008年11月，对x而言，陈玉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与明溪之死有关的人，而是成为一种难以摆脱的消极情结，成为痛苦与愤恨在现实中的唯一寄托，甚至成了明溪之死的潜在象征。     在这种微妙心理的影响下，x对陈玉龙早已失去疑惑与理性，只剩下毫不讲理的愤怒与仇恨。所以，得知陈玉龙的下落后，x瞬间就产生了无比强烈的杀意。     言归正传，2009年1月末，经过全面的调查与分析，刺杀徐毅江的计划制定完成。为了保证计划实施过程不出差错，对张瑞林的临时培训至关重要。临时培训需要十几个小时，为此，我必须在b市寻找合适的住处。为了撇清关系，袁主任并未帮我安排地方，而是让我自己想办法。有时，越是隐蔽的场所，反而越容易引起怀疑，所以考虑再三，我决定就在xx国贸开个房间。但我和张瑞林都不方便登记，理想的登记者，应该是一个永远不会被查到的人。在x看来，陈玉龙就是最理想的人选。     我对袁主任做出提议，让他安排我和陈玉龙提前见面，我不动声色地解决个人疑惑，而后借用陈玉龙的身份证到xx国贸登记。事后，我除掉陈玉龙，既解决了私人恩怨，又能保证刺杀徐毅江的事滴水不漏，可谓一石二鸟。     一直以来，袁主任都要求我执行任务时公私分明。此次提议带有明显的私心，所以我并不奢望袁主任答应。但出乎意料的是，他不仅爽快地答应下来，而且很快就安排了我和陈玉龙的“偶遇”。     2009年2月5号，陈玉龙所在的食品厂曝出食品安全问题，我以记者身份进入厂区采访，并理所当然地见到了负责法律事务的陈玉龙。一见面，他就表现出不能再明显的愧疚与惊慌，我瞬间就猜到了当年报警事件的始末。为了不引起他的警觉，我假装不记得明溪与报警事件，以老友重逢的姿态和他拉近关系。发现我失忆后，他对我的愧疚更加溢于言表，而且对我满怀同情。     之后的几天里，我们又见了几面，经过连番试探，我终于明白了当年报警事件的真相：陈玉龙确实报了警，但出于某种顾虑，他并未完全遵循我所提供的信息报警，也就是说，他在报警过程中误导了警方，使得处警的警察们没能找到我和明溪被囚禁的地方。     至于更具体的信息，比如他的顾虑究竟是什么，他误导警方的具体方式，等等，则很难通过不动声色的试探获知。但我已经不想知道，也没必要知道。我只需要知道，是陈玉龙的报警不力导致明溪惨死，就足够了。     2月8号上午，我以工作需要为由向陈玉龙借用身份证，他对我满怀愧疚与同情，虽然有所顾虑，但还是果断答应。2月9号，我以他的名义在b市登记开房，完成了对张瑞林的培训，并于2月11号将身份证交还。徐毅江死后，我开始善后工作，先是引导张瑞林出现精神分裂，而后请袁主任想办法消除公开的住房登记信息，最后着手处理陈玉龙。     在我面前，陈玉龙的致命弱点有二，一是明显的愧疚与自责，二是潜在的恐惧——他害怕我会突然想起明溪的事，若如此，他将无法面对我，甚至无法面对自己。2009年2月15号到18号期间，我又和陈玉龙多次见面，一边淋漓尽致地表现自己的失忆，放大他的愧疚与罪恶感，一边不时地施加暗示，让他觉得我的记忆正处在复苏边缘，对他造成强烈的心理压迫感，引发他潜意识中的恐惧。     此外，我还开始调查陈玉龙的过去，并制定了一连串更加详细复杂的暗示计划，但没等我采取更多行动，2009年2月19号，陈玉龙就坠楼身亡，并被鉴定为自杀。或许，2003到2008的五年里，陈玉龙忍受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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