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记的迅速扩张,也只是汴京城更加繁华的一部分而已。这都是好事情,李彦在和赵佶说这些事情的时候,赵佶的心情相当舒畅。
大宋的商贸集市,不但种类完备,格局规划有序,更重要的是不仅白天可以开市,晚上也能继续做买卖。甚至一些夜市,都能十二个时辰保持营业。
若论大宋对民间商贸的重视,当真罕见,甚至可直追殷商时代。上到皇帝后宫,下至大臣小吏,无不为商贾“让路”,后来更是建立了严密的行会制度,保护商贾经营贸易。
甚至雍熙三年,太宗想要扩建一下宫城。却因为势必影响集贸,“民多不欲徙”。太宗皇帝就干脆就打消扩建宫城的想法。
又有昔日仁宗皇帝巡幸出游,正值汴京集市,即便马车也只能勉强单行通过。臣下想要暂闭集市,仁宗却不许,“率随扈从之人,夹道驰走”。
自然,赵宋倾天下财货供养汴京,可不是为了与那些商贾共天下的。
实际上,这都是为了被朝廷的不时之需。民间藏钱多了,朝廷有事时,随便勒索几家商贾,就能应付危局。连仁宗皇帝都要干的事情,没道理赵佶就干不出。
只不过仁宗皇帝干完这种事后,还不忘了给人家商贾一些好处,比如封官,准予更大范围的经商活动等等。到了后来的皇帝,这些事,却懒得再做去。
这也是当年司马光能够大战王安石的法理基础。王安石的变法要把这些民间发达的财货收归朝廷经营。司马光却指责他是与民夺利,而且司马光的指责还非常理直气壮。
甚至神宗皇帝都要左右为难,他当然不是因为民间商贾的死活而左右为难。神宗皇帝担心的,与民夺利必然抑制民间商贾积蓄。而官府的积蓄效率永远无法与民间比拟。
神宗皇帝真正担心的是,真到天下有事时候,民间商贾疲敝,朝廷该去哪儿找钱出来?!
归根结底,大宋还不是后世那种完全契约化的资本社会,他们想的,依然是朝廷的统治。就因为这种特殊的体制所在,所以大宋不禁官员从商。
大宋与士大夫共天下,官员都是士大夫,朝廷的一部分呢。自然除了吃早饭之外,其他干啥都行。何况朝廷真需要钱时,这些士大夫也更加“容易沟通”。
这些道理,安宁不知道,所以他觉得自己占了赵家的老大便宜。一度还要犹豫,是不是真的就此归化大宋?但是赵佶却明白这个道理,甚至连赵桓、赵楷、赵构,也都明白。
安宁除了偶尔出来逛逛这些新兴的福记分号,采买些稀罕物件。他更多的时间,还是在向宋应辰学习大宋的科举学问、制度。
所谓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对别人来说就是一句挖苦的话,但是安宁却能把这种学问发挥到极致。前世的考试,他就是这么应付过来的,当然娴熟无比了。
在宋应辰眼里,这个安兆铭,甚至连妖孽都不能算!
因为世间的妖孽,却没有他安兆铭那样的本事。接触的时间长了,安兆铭的神秘面纱慢慢剥落,有时候,宋应辰也会有“不过如此”的念头闪一闪。
但是继续接触下去,等他把安兆铭的各种学问渐渐熟悉,特别是“知行合一”时,这个安兆铭的学识,却是超越了这天地间的限制。
安兆铭一直说要“知行合一”?这果然就是个好注脚啊!
“以兆铭的才情气度,文章策论,格物致知之术,这天下间,怕是没有可以匹敌的人物。可惜你却在《四书五经》上知之了了,对于文章炼字、典故出处、避讳限韵也是一窍不通。
可惜子啊,朝廷殿试上,兆铭或者可以一鸣惊人。但也就这样了,别的且不说,单就是避讳限韵上就能刷你下来。
甚至殿试之前,还有会试。会试考的,更多就是四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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