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骁锐军仅有四指挥，武清军仅有一指挥，侍卫步军司的怀勇军仅有三指挥，怀顺军仅有一指挥，归圣军仅有一指挥，这类禁兵自然不可能设立左、右厢的编制。也有某些番号的禁兵，如殿前司的步兵广勇军，侍卫马军司的广锐军，侍卫步军司的武卫军、保捷军、振武军，宣毅军等等，兵力并不少，甚至多于上四军，却也不设左、右厢的编制。归恩军仅有二指挥，其左、右厢看来亦不是厢一级的正规编制。

    按照五百人一指挥，五指挥为一军，十军为一厢的正规编制，每厢应有二万五千人。捧曰、天武.龙卫和神卫上四军既然各设左、右厢，则四军应各有五万人，共计二十万人。然而在事实上，上四军的兵力显然大大少于此数。宋真宗时，规定上四军“厢各三军，每军五指挥”，而捧日军与龙卫军每指挥仅有三百人或二百五十人(《长编》77大中祥符五年正月乙酉，卷99乾兴元年七月癸巳)。如天武军与神卫军每指挥兵力和前两军相同，则捧日军和天武军每厢才四千五百人，四厢共一万八千人，龙卫军和神卫军每厢才三千七百五十人，四厢共一万五千人。此外，上四军还各设第四军，“以处所退年高者”(《东斋记事》卷2)。总的看来，大约因厢一级编制的兵力较多，各厢都指挥使的军权较大，故自北宋前期至中期，已逐步缩小或废弃左、右厢的编

    制。宋太宗时特设的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和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两职，因兵权过大，逐渐成为虚衔。宋仁宗时，武将高化任泾原路副都部署、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龚州防御使(《

    长编》卷111明道元年九月甲戌)，后两个官名都是虚衔，当时捧日和天武两军驻守开封，不去陕西戍边。葛怀敏在陕西与西夏对峙，也被授予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的军职，“迁捧日、天武

    四厢都指挥使”(《宋史》卷289《葛怀敏传》)。南宋初，王躞被杨么起义军击败，由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降授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要录》卷79绍兴四年八月辛巳)，故人称“王

    四厢”(《金佗续编》卷25《杨么事迹》)。事实上，他们都未统率上四军作战。宋太祖时，龙捷军左厢至少有六军，[《长编》卷10开宝二年九月辛未有“龙捷左厢第六军〔都〕指挥使潘光裕

    ”。]改名龙卫军后，至宋真宗时，已缩编为三军。捧日军在宋太宗时“分左，右厢，各四军”，而到宋真宗时也缩编为三军。虎捷军在“宋初指挥四十六”，后改名神卫军，“仁宗后止存指

    挥三十一”(《宋史》卷187《兵志》)。可知厢一级的编制逐渐走向名存实亡。

    军

    厢下设军，在前引初唐李靖兵法中已有著录。五代时，厢下设军的编制较为普遍。厢的统兵官仅有都指挥使一员，而军的统兵官却有都指挥使和都虞候两员。自后周到北宋，不少将领即

    是由军的统兵官，升为厢的统兵官，再升为二司三衙的统兵官。周世宗在高平之战后赏功，赵弘殷由铁骑第一军都指挥使升龙捷右厢都指挥使，龙捷左(左厢)第二军都指挥使孙延进为郑州防

    御使(《旧五代史》卷114《周世宗纪》)。王审琦在后周任“铁骑都虞候，转本军右第二军都校(都指挥使)”，后又“转控鹤右厢都校”(《宋史》卷250《王审琦传》)。王彦升在后周“以功

    迁龙捷右第九军都虞候，累转铁骑右第二军都校”(《宋史》卷250《王彦升传》)。韩令坤曾任后周“控鹤右第一军都校”(《宋史》卷251《韩令坤传》)。张廷翰“从世宗平淮甸，以功迁铁

    骑右第二军都虞候”，“宋初，权为铁骑左第二军都校”(《宋史》卷259《张廷翰传》)。这些例子证明，后周铁骑、控鹤、龙捷等主力军的左；右厢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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