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以前这些深圳电子集团的主管面对段云的时候，还有几分居高临下的傲慢的话，现如今再次看到段云的时候，这种傲慢已经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有五味杂陈。    谁都没有想到，100多家国营企业3万多名职工的联合体，居然比不上一家刚入住深圳不到两年的私营企业。    深圳电子集团内部很多都是庸才，但还是有很多明眼人的，而且这些人似乎现在也回过味来，感觉当初段云确实设了个套子，摆了他们一道，把他们深圳电子集团拉入了全国录音机价格战中，以至于集团公司表面上销量非常可观，但实际上却损失惨重，赚了面子却丢了里子，集团的实力也消耗了不少。    而段云却早早全身而退，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清理完天音录音机的存货之后，立刻转型生产随身听产品，找到了更大的利润增长点。    如果不是国家出手的话，恐怕深圳电子集团的损失会更大，而这个时候计划经济的优势就体现了出来，国家相关部门果断出手，及时制止了录音机行业的价格战，但是重新恢复原价后，录音机市场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疲软，产业整体进入了微利时代。    事实上，在计划经济时代，全国性的行业价格战是很难打起来的，国家始终强有力的把控着国内商品的价格稳定，国内直到90年代中期实行市场经济的年代，价格战才变得普遍起来。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爱多VCD最先发起的 VCD市场价格战，最开始上市的时候，爱多VCD一台售价在2000块钱左右，而在1997年打价格战的期间，买一台爱多VCD只需要1000多元左右，同时还可以获赠电饭煲，剃须刀，焖烧锅电风扇等4件礼品，价值在700元以上，而这场价格战过后，中国的VCD产业终于彻底跌出了“暴力的天堂”，利润变得非常微薄。    而且最为凄凉的是，中国所有的VCD企业核心部件竟然全部都是舶来品，芯片是荷兰飞利浦和美国C-CUBE的，机芯则是日本索尼和美国ESS的，所以真正旱涝保收，大赚其钱的全都是外国的公司，国内厂家只是赚了一些非常小的组装费用，这其实是一种很可悲的事情。    表面上来看，深圳电子集团下属的春梅电子厂确实成为了国内录音机行业的霸主，但实际上利润非常的微薄，以目前国内录音机的惨淡情况来看，估计需要好几年才能收回前期投入的大量本钱。    段云和马福元一行人并排走向了市政府的大礼堂，而在进入入口的时候，段云最先走进去，旁边的深圳电子集团的几个领导下意识的给段云让开了路，气氛显得有些诡异。    尤其是春梅电子厂的厂长田松，此时的脸色非常难看，其实当他得知段云随身听产品一夜之间全国爆卖之后，也立刻明白了自己被段云摆了一道。    其实凭借春梅电子厂引进的设备技术优势，根本无需打价格战，段云的多彩录音机逐步退出市场后，他们春梅牌录音机在市场上独占鳌头是迟早的事情，然而却被段云当众挑衅加入了价格战，意气用事，最终让他们春梅电子厂和整个集团蒙受了不小的损失。    但直到现在，包括田松在内的其他深圳电子集团的其他企业负责人无论如何也想不通段云是怎么开发出技术门槛如此之高的国产随身听的，这也让他们第1次意识到段云不是一个简单的对手。    进入大礼堂后，段云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大礼堂前排的位置坐的都是政府的领导和获得了劳模，尽管如此，段云还是被安排坐到了第2排靠中间的位置，这种待遇对于一个私营企业老板来说，已经算是非常高了。    这次的劳模表彰大会由深圳市副市长李德忠，以及深圳市工会主席王伟共同主持，另外还有已经从市长位置退下来，目前暂时担任深圳市高官的梁湘。    首先发言的是市高官梁湘，临近退休，老市长梁湘依旧显得神情自若，只是多了很多白发，面容也越发的老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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