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摇头道：“不好。当年逃亡至此的一些人，仍旧认为我朝是流寇，得国不正。”

    刘钰亦笑道：“这都是屁话。倭人认为大明得国正，也没见壬辰年就不敢攻朝鲜、取大明。骗骗傻子还好，这个不必在意。”

    史世用叹息一声，无奈至极。

    “话虽如此，但倭人中也有不少人，对当年没有答应伪明乞师一事，耿耿于怀。当年太宗皇帝效郑伯克段于鄢之事，一直没有全灭伪明，借助伪明借兵之事，斥之为汉奸，一些逃亡至此的儒生也对‘汉奸’二字的评价心怀怨恨。对国朝评价极差。”

    “再者，前往长崎贸易的商人，为了得到贸易信牌，什么都说。自然是把倭人猛夸，言语中也多有‘僭越’，更是助长了倭人自大。”

    史世用不是商人，而是密探，是站在朝廷的角度去看问题的。更因为他是皇帝身边的人，对于“僭越”这样的事，看得极重。

    他平日里接触的人，有不少当年逃亡这里的儒生后代，也算是一种饿死不食周粟的态度。

    通过接触，这种隐藏的敌意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

    大顺和日本的关系，很差。

    官方往来完全没有，也就在长崎有些非官方的贸易。

    当年大顺为了正统性，用了郑伯克段于鄢的手段，明明可以先把南明灭掉，却一直不灭，就为了逼南明向外国借兵。

    向外国借兵，不可同一而论。

    问琉球、缅甸、朝鲜等借兵，这是藩属履行封建义务，无可厚非。

    但问日本、教廷借兵，这就可以用来大做文章。

    借着借兵一事，用激进的意识形态对南明口诛笔伐，加上大顺刻意扶植的永嘉永康学派的意识形态，彻底击垮了南明的正统性。

    这是政治智慧。

    黄宗羲曾言，昔年宋亡之际，张世杰遣使借兵、陈宜中亦往占城借兵。故而当时情况，与宋无异。况且唐也曾借回鹘兵，汉奸二字，需再思量。

    当时南明朝中也有人说：“日本事成，则割诸岛与之。大海天乾，非比长江，纵然割岛，彼岂能与我争中原哉”。

    这事不好评价，穷途末路，自然不能指望一个家天下的封建王朝有什么民族意识。

    刘钰深知统治阶级的无耻，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可以值得大惊小怪的。

    但是后续的几封借兵书，引出了一个大问题。

    “恭维日本大国，人皆尚义，人皆有勇，人皆训练弓刃，人皆惯习舟楫，地邻佛国，王识天时……聊效七日之哭，乞借三千之师。”

    “窃慕日本大国，威望隆赫，笼盖诸邦；敬修奏本，请兵三千：一以联唇齿之谊，一以报君父之仇。伏仰德威，发兵相助。”

    当时借兵的书信很多，对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态度。

    之于琉球这样的藩属，是用让藩属履行封建义务的态度。

    而这几封借兵书，则用了三个很犯忌讳的词。

    “大国”。

    “唇齿之谊”。

    “聊效七日之哭”。

    前者好说，后者这个唇齿之谊和聊效七日之哭，则等同于把日本和中国的关系，自比为秦、楚。

    这使得日本很是膨胀，自认自己已经和中国平起平坐了。

    当然了，单就这个事而言，刘钰搞得“平等外交”似乎差不多，大哥不说二哥。

    单就传统的意识形态，搞平等外交，刘钰背个“汉奸”、“秦桧”的帽子，不冤。

    但其实这里面还有个事。

    东亚体系之内，没有平等外交，因为都是中华文化圈内的。

    和法国、俄国、英国搞平等外交，源于他们不是中华文化圈内的国家，所以即便平等也不能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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