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有了既定的行动方案，于是各路人马就按照这个行动方案，分头忙碌起来。

    牛士强通过生意场上的一些朋友关系，拐弯抹角地找到了一个工商局的科长，花重金买通了这个家伙，总算是得到了所有在上海注册的日资企业的工商管理资料。

    他和章丽一起逐个进行分析研究，他们从注册资金c注册时间c注册地点以及企业规模入手，进行仔细的对比和筛选。最后他们筛选出四家目标公司，其中“上海华新公司”以及一家叫“诚达第一分公司”的更加符合他们心目中设想的对象。

    因为这两家公司的注册资本与民华公司相同，都是1000万日元。另外，他们的注册时间也比较相近，其中“诚达第一分公司”的注册时间是1939年3月，华新公司和民华公司都是在4月份的同一天里注册登记的。

    把这两个公司作为重点嫌疑对象，他们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如果这件事让他们自己来做的话，那么假钞的仿制工作应该摆在最保险的地方，那就是在日本本土。

    假币的流通和使用，肯定是选择在中国经济活动最发达的地方，那就是上海，所以应该在上海设立一个假币的集散中心。

    为了遮人耳目，必须对这个集散中心进行精心的包装和掩护，这个集散中心应该是披着合法外衣的公司或机构。然后在这个主体机构之下，设立若干分支机构，这样才有利于假币的扩散和流通。

    最合适的掩护方法就是由一个母公司和若干个子公司组成一个完整的构架。

    在具体着手做这些工作之前，肯定需要一个周密而具体的商业计划，在人员资金，时间地点等方面，都应该有详尽的规划。非常有可能的方法是先成立一个母公司，然后再同时成立几家子公司，进行合理的商业布局，这以后就可以在上海的各个区域开展具体的商业活动了。

    如果这种模式取得成功的话，立刻就可以在中国的其他重点城市进行复制，从而达到占领整个中国市场的目的。

    虽然说牛士强他们这样的设想，有点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的味道，但是人类的思维模式大多数还是有相似之处的。这样换位思考的结果也许正是事实的真相。当然，也有不符合规律的例外，这就很难预测了，现在只能从事物的一般发展规律去考量。

    小日本在这方面还是比较讲究的，他们做事一般仔细而周全，善于做一些未雨绸缪的提前布局。就拿地图绘制这件事来说，为了准备全面入侵中国，他们在发动侵华战争的许多年以前，就派出了众多的间谍，在中国各地秘密绘制了大量的地图，为侵略战争做准备。这些地图的绘制水平十分高超，甚至比我们中国自己画的地图还要详细准确。所以牛士强他们有这样的设想，也是有站得住脚的地方。

    找出这些嫌疑公司的目的，就是要观察他们是否有横向的交集和纵向的联系。如果种种迹象表明，他们的活动最后都与某个公司和机构发生交集的话，那这个交集点，十有八九就是假币在上海的集散中心。

    让他们颇为兴奋的是，其中那个“诚达第一分公司”上面的总公司也叫诚达，全称是“上海诚达商贸有限公司”注册法人叫做坂田诚盛，注册资金为1亿日元，于1939年初，在上海注册成功。牛士强和章丽将它用红笔圈了起来，作为重中之重的可疑对象。

    电话局那边正好有我党潜伏的内线，他根据牛士强提供的可疑公司的名单，进行了暗中的梳理。发觉这些公司几乎都没有什么横向联系，这符合一般间谍机构的工作原则，尽量杜绝横向交叉，以免发生不可测的风险。

    不过却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就是这些公司或多或少的都与“诚达总公司”发生着某些联系，这就让这个诚达公司的疑点陡然大增。

    上海闹市区的一座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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