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的结局”。蒋廷黼则直接指出了湘军对民阀的影79响：“湘军是私有军队的开始。湘军的精神以后传给李鸿章所部的淮军，而淮军以后又传给袁世凯的北洋军。我们知道民国以来北洋军阀利用私有的军队，割据国家，阻碍统一。追究其祸根，我们不能不归咎于湘军”。事实上，北洋军的前身是清末袁世凯创建的新军。袁世凯得以有机会兴办新军，与其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有关。众所周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与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乃晚清后期最重要的官职（前者尤为重要）。从其设立之初至袁世凯上任之前，一直由湘军和淮军系统官员担任。袁世凯攫取此职后，利用手中控制的政治c经济c军事权力，一方面乘机扩充北洋军事力量，一方面不断在中央和地方安插亲信。袁世凯崇尚曾国藩“起自团练，创办湘军”的治军方法，利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成立的“保定军官学堂”，不断为自己培养亲信，故而军中出现“其心理中不知有清廷，而唯知有项城耳”之事。由此不难看出，袁世凯的新军实际上承袭了曾国藩湘军和李鸿章淮军的旧制，与其说是新军，不如说是“新瓶装旧酒”；与其说是朝廷的军队，不如说是私人的军队。由此看来，袁世凯的新军与湘军c淮军之关系恰如蒋廷黼所言，“湘军的组织和精神传给了淮军，淮军又传给北洋军，以至流毒于民国”。也正因为如此，袁世凯的新军被时人称为“淮军余孽”。至此，清末督抚控制地方，拥兵自重，尾大不掉的情况愈演愈烈，终于在1916年袁世凯去世之后出现了皖系c直系c奉系c桂系军阀各据一方的局面。孙中山曾经对这种局面愤慨不已：“夫去一满洲之，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实际上，晚清至民国初期，在中央—地方权力之争的格局中，地方早已滑出中央控制的轨道，连年不休的军阀混战也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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