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还认识了另一个人，这个人，以前只是听说过，但从来没见过，他是赵大掌柜的大儿子，我母亲结婚时，替他的父亲，我母亲的媒人——赵大掌柜，坐席的赵大掌柜的儿子，他现在已不是十几岁的孩子了，从一九三七年一月到一九六八年五月，过了三十一年后，他已变成了历尽沧桑的四十多岁的汉子了。

    他的事儿我以前听过的很多，他在北京的一个学校念书，那个学校，是用庚子赔款建造的，校长是美国人，每月的食宿费是六十块洋钱，每个礼拜，一半中餐一半西餐，那里念书的学生，有许多是达宫显贵的子弟，来时坐着汽车有守护挎枪的警察，走时还坐着汽车有守护挎枪的警察。他在这个学校毕业后，没有继续深造上大学，而去当了一个警察，他娶了一个漂亮的太太，太太是附近村里的大家闺秀，和他是天生的一对，地造的一双，在他休息日的时候，穿着西服，打着领带，举着汗伞，挎着穿着旗袍的太太，他穿的西服都是毛料的，打的领带都是真丝的，西服是一天一换，领带绝不打重样的。到了一九四八年底，解放了，那些珍贵的衣服与新社会格格不入，被扔进了垃圾堆，他的警察当不成了，可是，他们两口子都念过洋学堂，在新社会当了老师，随着岁月的流逝，社会的进展，新社会培养出了自己的知识分子，由于他（她）们的出身和历史背景，一个个被淘汰出局了。

    他也被勒令平大坑来了。

    他虽然平大坑来了，但穿的衣服依然整洁，一身劳动布的制服，平整、挺实，他的脸瞠跟他穿的衣服一样，平整、挺实，没有任何表情，我二妈告诉我：“你应当叫他大表哥”。他的父亲赵大掌柜，也许告诉他了，我们两个是他的表弟，但是我们走在对面，谁也没跟谁说话。不但我们谁也不跟谁说话，其他的人，谁也不跟谁说话。

    臭水坑子西边有个多少年淤积的大河滩，那些来干活中的年轻力壮者，两人抬一筐，从河滩把砂石抬到大坑，小脚女人，抬不了，用“粪箕子　”c，年老体弱者，抬不了也c不了，用镐去刨，给人装筐。

    这次集中起来的义务劳动，一共进行了十天，其中有些场景，我极力想把它忘掉

    集中在一块儿劳动的人，离家近的有几十米，离家远的有二十里地，但是甭管远近，中午都不能回家，中午有一个小时的吃饭、休息，吃的饭是自个儿带的，有好带好，有赖带赖，大部分是，窝窝头、咸菜和凉水，吃完饭开批判那些出工不出力的人。

    “五?一”的这次义务劳动，一共干了十天，大坑没有平完，到了“十?一”国庆节，又平了十天大坑，还是没有平完，到了一九六九年的元旦，又干了十天，这次大坑才平完了，不但平完了，在大坑的西侧还建起了一个戏台，戏台的前脸是用“半儿石　”垒的，半儿石垒成椭圆形，勾了带子缝，为了好看，与戏台平面平行的前脸那层石头，还仿照着礼堂的戏台那样，抢出了半尺的檐子，戏台的后面盖了三间房子，房子的前面，左、右各有一个门，门，是为了将来开会和演出人员，上下台用的，房子作为戏台的后台，是为了开会与演出人员休息和化妆用的。

    这个戏台后来发挥了很大作用，公社每次召开全公社的重大会议都是在这里举行的。

    庆祝“九大”胜利召开是在这里进行的；欢送新兵入伍是在这里进行的；欢迎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的欢迎大会是在这里召开的；宣判各种罪犯的罪状把其扭送公安局是在这里进行的；一个军区的歌舞团把文艺送到农村来，是在这里演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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