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来护儿看来,西京肯定要出事,这是早有预兆的,也是当前政治格局所决定的,只要有合适的契机,西京肯定要对东都出手,置东都于死地,所以来护儿对这场风暴充满了悲观情绪。

    西京本身不会出问题,关陇人自中土三分以来苦心经略关陇近百年,即便不是铁板一块,但只要关系到根本利益,关陇人肯定会搁置矛盾齐心协力,而这正是先帝执政后期改革停滞,圣主登基后与关陇人渐行渐远的重要原因所在

    改革的本质是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不论蛋糕是否做大,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分配比例都要改变,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都要减损。关陇人正是既得利益集团,所以国力越发展,改革越深入,利益损失就越大。

    关陇人统一了中土,理所当然享受中土统一的最大胜果,但随着统一后国力的高速发展,权力和财富的不断膨胀,如果继续按照统一初期的利益分配格局,关陇人就始终高居“食物链”的最顶端,形成一个庞大的直接控制国祚的“食利”集团,权力和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它们手中,社会贫富分化会越来越严重,社会矛盾会日益扩大,这直接危及到了统一大业和国祚稳定,所以必须进行改革,关陇人必须遏制自己无节制的贪婪,让度一部分利益给其他贵族集团,而整个统治阶层也让度一部分利益给平民。

    人性本恶,贪婪更是难以遏制,关陇人建立了中土统一之大业,却成了中央集权改革的阻碍者。先帝在自己的执政后期,无法逾越关陇人的阻碍,一筹莫展,壮志未酬身先死。圣主登基后,“另辟蹊径”,以土都洛阳来避开与关陇人这个改革最大阻碍的正面对抗,以政治中心的东移来赢得山东和江左两大贵族集团的支持,以两京对抗的政治格局来激化关陇人和山东人c江左人之间的矛盾,以建立上述三大政治优势来加快改革的进程。

    然而,矛盾激化的后果是冲突剧烈,若有绝对威权的强力压制,或许能在碰撞中艰难但最终还是平稳地度过,反之,若没有绝对威权的压制,冲突会演变成动荡,动荡会演变成风暴,一旦风暴迭起,对威权形成了波浪式的冲击,甚至是海啸式的毁灭性冲击,则威权必将崩溃,而改革失去了威权这道“大堤”的保护,也必将随之崩溃。

    以中央集权为目标的改革正是要建立绝对威权,但在改革没有完成之前,改革却需要绝对威权的保护,这就很矛盾了。先帝未能解决这个矛盾,改革就停滞了。圣主的权威远远不如先帝,而“另辟蹊径”的迁都之策又激化了矛盾,政治形势因此危急,激进改革举步维艰。关键时刻,裴世矩献上了新的国防和外交大战略,在国内已是死局的情况下,另辟蹊径,把破局之手伸到国外,以发动对外战争来转嫁国内危机,以开疆拓土来建立绝对威权,于是就有了西征。

    西征对中土而言是开疆,对圣主而言是武功,但对境外诸虏而言,其解读就完全不一样了。中土西征灭了吐谷浑,代表中土统一后国力大发展,代表以圣主为首的新一代中土统治者的国策已经由“守疆”变成了“开疆”,中土的国防和外交大战略已经由“积极防御”变成了“全面进攻”,其给大漠北虏的冲击太强烈了,让大漠北虏陷入了生死危机当中,于是大漠北虏的生存战略立即做出了调整,由“消极防御”转变为“积极防御”,紧接着长城一线冲突频起,南北关系迅速恶化。

    牵一发而动全身。大漠北虏的战略改变了,南北关系恶化了,中土的国防战略也随之做出调整,于是就有了东征

    东征对中土而言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可以炫耀国力和武力,证明新的国防和外交大战略的正确性;可以威慑北虏,缓和汉虏矛盾,改善南北关系;可以开疆拓土,建立武功,巩固和加强威权;当然了,前提是东征要取得胜利。

    然而,东征大败,匪夷所思的大败,而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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