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豪门世家理所当然占有天时地利人和,拥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优势。三足鼎立时期,割据称霸,生存危机大,需要“齐心协力”,这个“蛋糕”分配的矛盾尚在可控制范围内。统一了,大环境彻底改变了,这个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矛盾就越来越激烈了。关陇贵族集团“胃口”大开,越吃越过瘾,越吃越多,但山东人c江左人不于了,这都统一了,大家都在一块田里耕作,都在一个锅里吃饭,为何你吃两碗,我只能吃半碗？这不公平啊。不公平就要改革,先帝的办法是把蛋糕做大,大家都能多分一点,这样矛盾就小了。当时百废俱兴,具备大发展的条件,但很快,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蛋糕”再想做大就难了,这个办法就不行了,于是矛盾又激烈了。

    这时候圣主的激进改革理念出现了,“蛋糕”做不大就只有大刀阔斧的重新制定利益分配格局,而第一步就是迁都。

    迁都之议,在先帝时就有了,但当时迁都洛阳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缺少理论和实践的支持,国力大发展后,迁都洛阳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基本成熟,关键就是利益格局难以打破,而最大的阻力就来自既得利益的关陇本土贵族集团。然而,矛盾已经不可调和了,不加快改革步伐已经不行了,所以圣主的这一政治理念不但赢得了先帝的支持,赢得了山东人和江左人的支持,也赢得了以老越国公杨素为首的以弘农杨氏为核心力量的河洛贵族集团的支持,毕竟迁都洛阳受益最大的就是弘农杨氏和河洛贵族集团,另外以元氏和八姓勋贵为首的虏姓贵族集团也非常支持,原因是自虏姓汉化以来,他们的根就在洛阳,而以军功崛起的以武川集团为代表的新兴虏姓贵族集团则发迹于关陇,与关陇本土贵族集团的根本利益完全一致,这严重限制了以元氏和八姓勋贵为首的虏姓贵族集团的发展空间,而迁都洛阳,必然能让他们在“大蛋糕”上分配到更多利益,这给了他们支持迁都洛阳的动力。

    圣主主政后,迁都洛阳的决策很快制定,并迅速开始实施,但阻力之大是可以想像的,而老越国公杨素理所当然成为冲锋陷阵的选锋将,为突破重重阻力,他必须赢得更多政治势力的支持,所以他在政治上向山东人和江左人做出了更大的妥协,这进一步激化了他与关陇本土集团之间的矛盾,加快了关陇集团内部的分裂。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圣主和激进改革派马上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以压制老越国公杨素和河洛贵族集团来赢得关陇本土贵族集团的妥协,然后又以关陇本土贵族集团的妥协来迫使河洛人妥协,如此一来朝堂上的保守力量就步步退却,而改革派则大步推进,在短短时间内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中央集权的道路上越走越快。

    老越国公杨素病逝后,留下来的庞大的政治遗产由小越国公杨玄感继承,而圣主和改革派若想把激进改革进行下去,就必须维持现有政治格局不变,于是理所当然扶植小越国公杨玄感,让河洛人和关陇本土人继续争斗下去,让朝堂上的保守力量始终形成不了一个统一的政治联盟,但是,这又是一个削弱保守力量,加快激进改革的机遇,所以这种扶植是有限度的,既不能让小越国公杨玄感像他父亲一样权势倾天以致于可以直接影响到国祚命运,又不能让小越国公杨玄感失去了与关陇本土人长久抗衡下去的实力,以致于影响到了中央集权的建设。

    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圣主既要信任和器重杨玄感,又要如臂指使地控制杨玄感,最好是让杨玄感成为他推进大一统改革的锋利武器,于是对策就是拉拢和遏制,一方面委以重任,礼部尚书,中枢核心,极尽恩宠,一方面则坚决阻止他统领军队建立战功,持续削弱由老越国公杨素遗留给他的“军方遗产”,所以不论是兵部尚书段文振极力举荐,还是杨玄感自己积极争取,圣主都坚决不给其领军的机会。

    当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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