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改革一律无效。新的厂领导层成员由杨锐重新组阁，全厂的岗位安排c工人和干部编制c人员的招聘和解聘，生产的项目c品种c规模等等由杨锐和他组阁的厂领导层共同研究制定和实施。

    时令已经进入秋天，悠悠的西北风在玻璃厂的院子里信步漫游，将道路两旁杨树柳树上的叶子一片片捋下来，在空中拨弄着打几个旋儿，然后轻轻地放回地面，和那些纸片儿搅和在一起，呼啦啦从院子的这边翻滚到那边，又从那边滚翻到这边。一群麻雀扑棱棱从这棵树飞向那棵树，又从那棵树飞回这棵树，叽叽喳喳地吵群架。厂房上有几扇窗户没有关，被风推过来推过去，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突然有一扇碰在墙上，先是“砰”的一声，然后“唰”的一声，玻璃摔碎了，撒在地上。那摔碎的玻璃片子在淡淡的阳光下亮了一亮，一会儿就被树叶和碎纸覆盖了。厂院中心歪脖子槐树上挂着的那个齿轮上已经堆满了鸟粪。

    市长和组织部长来了。来之前，他们曾派秘书给玻璃厂打过好几次电话，可是总没人接。他们的车子停在大门口。铁栅栏门从里面锁着。门牌歪歪斜斜地挂在门礅上，“光明玻璃厂”的“光明”二字已经不在，代之以“黑暗”二字。市长瞟了一眼，咧嘴淡淡地笑了一笑。组织部长扫了那字一眼，皱了皱眉头。

    司机将车喇叭按了又按，不见一点动静，下车去叫门，喊了几声没人应。再喊，门房里出来一个老头，趿拉着鞋，伸着懒腰，打着呵欠，揉着眼睛问：“干什么的不上班，厂里没人。”说完转身又往房子走去。司机急了，赶紧喊：“老头，老头市长和组织部长来了。给你们开会的。”

    老头才又转回身来，开了门，将他们放进去。

    市长和组织部长被老头领进门房，招呼着坐在肮脏龌龊的床上。他们命令老头赶紧通知全体职工到厂里来开会。老头便在门后取出一个铁锤，走到院心，将那个齿砸一通小砸一通，砸得鸟粪和铁锈落得一地，砸得树上的麻雀飞了，天上的云朵跑了，却不见一个人来。

    等了足足有半点钟，还是没有一个人，市长急了。组织部长向他嘀咕：“要不咱们先找杨锐联系一下再说。”市长同意了。问老头，那老头说，已经有好些日子没见杨锐的面了。

    他们决定去杨锐家。

    门卫老头敲开杨锐家的门，杨锐的老婆何花花正在忙着整理东西。地上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纸箱子和一些凌乱的书籍。那些纸箱全都被书塞得鼓鼓囊囊的，用塑料绑扎带纵横捆绑着。

    何花花是市九中的数学老师，经常在电视上见到站在门口的这两个人。她赶紧将身上的尘土掸了掸，将衣服往顺溜里拉了拉，热情地将他们招呼进房子。

    一打听，才知道杨锐早已出走，已被中国工程院下设的一个研究所录用，他的妻子何花花也被联系着调到研究所所在的城市去教书。

    市长和组织部长傻眼了。

    杨锐走了，玻璃厂一时没有了合适的厂长人选。市委市政府一连开了几次会议，最后决定厂长岗位面向社会公开竞选。一时间，凡是自我感觉有点竞争力的人便都挤了过来，眼巴巴盯着这个岗位，挖空心思地想着办法，找着门路，求着关系，一个心眼地想把它弄到自己手中。

    那几天的夜里，通往市委书记c分管组织的副书记c市长c组织部长家的大道小巷上，提着包的，揣着钱的人来来往往，像赶庙会一样。一个人先进了门，其他人就得在外面等着，而且要互相回避，生怕对方发现了。所以这几家的门道里，墙角下，路边的树阴里都藏着人。这些人酷似战争时期的特务或者地下党，伸长着脖子，大张着眼睛，从远远近近直盯着那扇门。等那扇门开了，走出一个人来，他们便可向前挪动一次，便可向目标接近一点。

    最终的结果出来了。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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