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行所驻地域，不能受任何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致于漠视。     总之，政府对于芦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抗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睢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传达于社会，俾咸能明？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     西安事变     又称“双十二事变”。1936年12月12日，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c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c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变，扣留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即蒋介石），时称“西安兵谏”。在中央和周总理同志的主导下，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全面抗战的局面，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于西安事变的史实，我不太清楚，国民党内的亲日派，亲美派，已经都有派代表来，我怀疑区区只有不到三万人的红军力量，能够产生如此大的效果。     低调俱乐部     1932年“一·二八”抗战之后，周佛海在南京西流湾8号建造了一幢花园洋房，特在花坊下造了一个大地下室。1937年全面抗战后，顾祝同c朱绍良c梅思平c陶希圣c罗君强c胡适c陈布雷c陈立夫c张君劢等人，常来此躲避空袭。罗君强c顾祝同c朱绍良c熊式辉c李明扬c陶希圣c梅思平干脆就住在地下室。他们常常讨论时局，都对中日战争前景持“战必大败”的悲观情绪。于是胡适为这里的这个非正式的组织起了个名字“低调俱乐部”，以表示其成员们对当时盛行的“歇斯底里的风气”（指当时国民党主战派及民众的抗战热情）的不满。     周佛海在抗战开始后，曾就为何主和申述了“理由”：中国人的要素c物的要素c组织的要素，没有一种能和日本比拟，战必败。低调俱乐部还有两个较有影响的人物：胡适和陈布雷。陈布雷是总统府国策顾问，蒋介石的许多c对日妥协的文稿都出自他手。但后来胡适渐渐抛弃和平幻想，他告诉汪精卫等人：“和比战难百倍”。不久，他赴美展开国民外交，这位深有影响的低调人物醒了过来，成为战斗在另一条战线上的抗战分子。     抗日战争爆发，南京瞬间沦陷，低调俱乐部成员一度四散，很快部分成员又聚于武汉，集合在一个名叫“艺文研究会”组织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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